 新一期《大西洋月刊》封面导读：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10月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是《新代价》。美国大选进行的如火如荼，两党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来争取竞选资金，随之而来的是Super pac的异军突起，捐献上限的不断突破，竞选筹资的游戏规则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而美国也必然要为这种变化付出代价。 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政治充满了铜臭味，你也许也是其中的一位。你可能认为不管是国会议员还是总统，接受的捐献越多，腐败的机会就越大；你还可能认为有太多的政治广告，太多的利益团体正打着爱国的口号试图改变你对能源、医疗以及国防的态度；你甚至可能认为即便合众国的创始人也会因不符合财团或者是亿万富翁的要求而被抛弃。但是事实也许并非如此，小吉姆-波普认为更多的资金和捐赠、 更多的财团、富豪以及外部集团的参与，使得人们可以更加大胆公开的讨论政治。他认为在美国的民主体系中不存在什么“外部”团体，而这些所谓的外部团体才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核心所在。 波普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同他的观点。一些限制企业和工会花大价钱选择或者淘汰某个候选人的法律正在被废除，而一种新的政治组织super pac正茁壮成长，这是任何参选人都不敢忽视的新势力。他说：“这是出现super pac以后的第二个竞选周期，现在所有super pac资金总额已经和竞选支出持平，两年后将超出竞选支出50%。一旦民主党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他们的捐赠者也会成立相应的super pac，再往后推两年，所有super pac的资金总额将是竞选支出的三倍。” 波普认为所有在任者都希望连任，为了和super pac竞争，他们一定会放松对捐献的限制。最近伊利诺伊州就通过了新的法令：在全州范围内，如果一个super pac的支出超过25万美元，那么在相应竞选中的捐献将不设上限。 2010年第一次出现了super pac，根据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那个竞选周期84个super pac共支出了6500万美元。而到今年8月23日，797个super pac已经筹集到了3.49亿美元，而这些资金中的60%仅来自于100个捐献者。 我们将很快适应这样大笔的捐献。个人和企业或者工会不同，只要与竞选或者是政党独立，他们的捐款不受限限制，但是过去诸如索罗斯这样的富翁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出手大方，也许是因为没有super pac这样的工具，也许是因为这么做不明智或不体面。然而当金里奇结束竞选后，他特别感谢了金沙集团的谢尔登-阿德尔森夫妇，是他们凭一己之力帮助金里奇同罗姆尼的super pac相抗衡。很快阿德尔森夫又给支持罗姆尼的super pac捐献了1000万美元。 1974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如果总统候选人不接受私人捐赠，那么每个主要政党的提名者将收到等额的资助。2008年，奥巴马成为了第一个拒绝这种公共资助的总统候选人，当时的两位候选人都把大量的时间用于筹集私人捐献，那年六月，他们为筹集捐款而召开的私人聚会远远高于为吸引选民关注而举办的公共活动。 2000年，总统竞选的总支出为31亿美元，而到了2008年，已经提高了70%，达到53亿美元，今年的竞选预计经费一定会再创新高。波普说：“这是好事情，我们需要在大选期间花更多的钱。大多数人不知道谁是代表自己州的议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党。造成这种忽视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条就是缺乏相关性。竞选支出越高，就需要更多的捐献，而选民提供捐献的同时，自己的政治诉求也会得到关注，与选举的相关性也会越高。” 前联邦选举委员会负责人特雷弗-波特是波普观点的主要反对者。波特是2002年通过的《两党竞选改革法案》的主要推动者，这是30年来关于竞选筹资最重要的法案，而波普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推翻这个法案。这两人关于金钱和政治的观点势同水火，一方认为金钱是腐败的源头，而另一方则认为是民主的关键。游离在二人的观点之间，你很容易产生混乱，人们想知道到底他们二人谁代表真实、正义，谁是美国政治的改革者而谁又是破坏者。 为什么这二人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观点，套样一句政界的老话就是：屁股决定脑袋。波普是通过所谓的“外部”集团进入竞选筹资这一领域的。1980年他是国家生命权利组织的总顾问，这个组织向选民公布政客对于堕胎和其他社会事件的观点，人们普遍认为里根和12名共和党参议员的胜利都和这个组织的宣传有关。联邦选举委员会认为他们是非法的，波普对此进行了上诉，最后取得了胜利。2008年波普为罗姆尼效力，这一次也仍然支持他。可以说波普的根基就在于这些“外部”势力。 波特进入竞选筹资这一行比波普晚5年，当时他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律师，时任副总统老布什委派他所在的事务所对1988年的大选进行研究，而波特是这次研究的副总顾问。在初选期间，布什的对手帕特-罗伯逊的行为让波特感到震惊，他公然违背选举的披露和支出规定。即便后来布什获得了胜利，波特依然耿耿于怀，他说：“我们的选举体系有问题，布什遵守规则，而罗伯逊却没有，然而他却没有受到惩罚。”布什当选后，波特要求进入联邦选举委员会，他希望修补美国的选举体制，给所有候选人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联邦选举委员会是由国会创立的，主要作用是落实水门事件后制定的竞选融资法案。它包括六名委员，每人的任期为六年，两党各派出三名委员，这个委员会的决议必须获得多数同意才能通过。当出现对某个党派不利的决议时，委员会往往会陷入僵局，它也成为了美国政府功能失调的象征。 波特希望做出一些改变。在其任期内，他说服其他委员通过了一个限制政客私人使用竞选资金的法案。但是当国会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开始抱怨这个法案的时候，波特发现他无法在和其他委员进行新的合作，他说：“他们觉得这个法案危及到了他们的连任，从那以后，我就无法推行任何改革了。” 在联邦选举委员会任期结束后，波特来到牛津大学教书并继续研究选举制度，他希望用一个新的角度从新审视美国的选举融资问题。再次回到华盛顿后，他拜访了参议员约翰-麦凯恩。麦凯恩和参议员拉斯-法因戈尔德正努力推行一个新的关于选举融资的法案。他们希望对选举中大量存在的“软钱”进行限制。竞选团队接收软钱的金额不受限制，但是他们必须披露这些资金的来源，而且这些捐献只能用于提出建设性意见而不是攻击其他候选人。 当时这份议案已经拟好，但波特认为最高法院不会通过。麦凯恩对波特说：“我不希望花费7年的时间做一个无效法案，让我们一起来修订它。”随后几年波特作为一名临时志愿者帮助这两名参议员重新改写了这个法案。麦凯恩和法因戈尔德有两个目标：一是限制软钱，二是监管那些名为提出建设性意见实为攻击其他候选人的政治广告。经过他们不屑的努力，2002年《竞选改革法案》终于得到了通过，并由小布什总统签署生效，这算得上是竞选融资改革中一次有历史性意义的突破。 波普对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中限制企业和工会提供竞选资金的条款非常不满，他和他的同事用了8年时间，先后三次将这一法案告上了最高法院。最终他获得了成功，2010年的最高法院作出了《公民联盟判决》，宣布《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中所列的限制无效。对此波特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根本不懂政治，他们没有意识到捐献不受限制将引发各种腐败，而波普则认为法官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决，是因为他们太明白政治是怎么回事了。不过尽管最高法院否决了这些限制，但是同时也指出政府部门有权利对快速增长的政治捐献进行管理。 政治捐献并非天生罪恶。获取资金就像获得选票，政治家能在这个过程中听到选民的心声，这并不是坏事。比如去年乔-拜登在洛杉矶一次拉赞助的集会中接见了一对同性恋情侣的孩子，他当即表示同性婚姻并不罪恶。不管你怎么想同性婚姻，这次碰面仍然敦促白宫不在回避这个问题并表明了立场。 然而尽管理论上接受政治捐献无可厚非，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又往往出现问题。18世纪中期，当职业政治家代替富人管理国家后，他们很快发现了生财之道，让提供资金支持的人做政府官员。尽管这么做无法保证公务员的质量，但是直到1983年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被一个谋官未成者刺杀以后，美国才出台了防止官员升迁于政治捐献相挂钩的《彭德尔顿法案》，这个法案迫使政治家更倾向于另一个捐献渠道：大企业。 工业革命促进了很多行业的发展，为了获得特殊政策，尤其是贸易保护关税，石油、钢铁、火车和金融等行业开始向竞选投入大量资金，随后引发了各种腐败现象。1904年泰迪-罗斯福在国会演讲时说：“腐败是自由政府最大的敌人，是美国最大的罪恶。”1905年他再次表示，法律应该禁止任何企业给政治候选人提供捐献，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1907年通过的《提尔曼法案》禁止了企业为自身利益给政客提供捐献。 过去的几十年，一些类似工会组织这样政治势力的兴起，推动了新的限制条款。其中最严厉的当属水门事件爆发之后。这一事件的实质是捐献丑闻，比如为了换取大使的职位，捐献者提供尼克松连任的资金，再比如Associated Milk Producers为了提高政府提供的补贴捐献给尼克松200万美元，另外包括ITT和美国航空在内的31位高管也为了谋求利益提供了捐款。1974年国会制定了更严厉的措施：成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并要求在总统选举中公布竞选财务报告，同时不但限制了竞选捐赠还限制了竞选支出。两年后最高法院驳回了关于竞选支出的限制，但是要求国会必须避免竞选过程中的腐败。 然而什么是腐败却很难定义。虽然水门事件后出现过杰克-阿布拉莫夫这样明目张胆的贿选丑闻，但更多的情况下难以察觉。佛瑞德-沃尔瑟默是Democracy 21的负责人，水门事件后他一直努力试图废除各种对政治捐献的限制，他说：“这是一个合法的受贿体系，对于政客而言，他们不必说自己需要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最难判断的是由于竞选捐赠导致了哪些事情没有发生。比如补贴仍然存在，对某个利益团体不利的法案慢慢消失等等，这是华盛顿的游戏规则。 波普认为改变这种现状的方法就是提高捐献上限，他认为super pac就是一种很好的模式。但super pac不仅帮助候选人无限制的筹集捐赠，它还成为了抹黑对手的工具，尤其是当大量匿名的捐献流入这些super pac的时候。今年6月，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这些团体必须公布大的政治广告背后的捐款人。波普同意这项公布法案，但是他也指出政府必须谨慎处理，否则很容易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 政治捐献的历史就像一个钟摆，放松监管是现在摆动的方向，其结果正向波普希望的那样有更多的势力可以加入，也正向波特担心的那样将出现更多的腐败。但是宽松的时代很可能造就更大的丑闻，从而产生新的规则。Democracy 21的沃尔瑟默说：“看看历史，政治捐献的法案总是从丑闻中不断发展，我们会取长补短，让它变得更好。”也许一个大的丑闻可能会改变国会在《披露法案》上的僵局，联邦选举委员会可能出台新的法案保证竞选团队和super pac之间的独立性；也许一个大的丑闻之后，政府将加强对这些非盈利社会组织的监管。 但这些法律上的变化的确反应了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剧变，当商业演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之后，政治就再也离不开筹集资金和获得捐献了。今年早些时候，CBS宣布2012年整个新闻网的利润高达1.8亿美元，这全都是政治广告的功劳。CEO莱斯-穆恩维斯说super pac的出现也许对美国不利，但对CBS绝对是好消息。广告研究公司Borrell Associates估计，从地方选举开始，政客以及各种运营团队今年的广告支出将高达98亿美元。如果有钱才能演讲，那么政治演讲为什么不能即是一种资源又是一种商业形式呢？ 在波普的世界里，这些都令人欢欣鼓舞，尤其是当所有捐献限制有望取消的时候。波普说：“政客们之所以花费这么多的时间筹集资金，就是因为有捐款金额的限制，少数人提供更多的捐款，将使得政客有更多的时间和选民在一起。而选民才是最终掌控政客命运，惩罚腐败以及奖励先进的人。” 但是生活在波普的世界里可能有另一番景象。今天的美国和水门事件时候不同，现在美国有更多的亿万富翁，为了这么多人改变政治捐献的游戏规则可能是一个错误。当1974年爆发水门丑闻的时候，最富有1%的美国人只控制着全国9%的财务，然而2010年，即便是金融危机以后，他们仍控制着美国五分之一的财富。由于约翰逊以及尼克松的捐献丑闻，政府加强了管理，但是这几十年里，美国的企业更善于玩弄政治。1971年，大法官路易斯-鲍威尔还是一名企业律师，他在一份给美国商会的备忘录就曾警告道：“商业企业认为政治权利是必须的，而获得这种权利必须要慢慢培养，当有需要的时候要不择手段的利用这种权利。然而这是错误的，他们必须要吸取教训。” 过去当大选临近时，现任总统总是可以大致估计出需要筹集多少资金。然而如今面对大量未知的不可预测的资金来源，他们已经无法确信自己筹集的资金是否足够。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人必须随时随地的筹集资金。如果新一波的竞选资金将影响秋季大选的走势，那么两党都不会出台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政策。这些既得利益并不一定是违法的，也不一定是那些引发水门事件的政治交换条件，结果可能既不剧烈也不明显：即便媒体不断夸大两党之间最细小的区别，但是他们的政治分歧将会越来越小。 我们的政治不仅只有现任总统，还有政府官员以及美国的人民和公司，他们都希望保护或者扩大从政府那里获得的利益。然而当所有人都加入混战，结果又会怎样？(鹿城/编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