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封面导读：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于7月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是《女人无法拥有一切》。几十年来众多女权主义者宣称女性可以同时拥有完美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而美国前国务院高官安玛丽-斯劳特发现，新的一代认为“女人可以拥有一切”并不现实。在当前的美国经济和社会架构之下，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但这一矛盾并非无法调和。 成为国务院第一位女性政策规划部主任后，我天天都要和各国政要打交道。一个周三的晚上，我参加了奥巴马总统夫妇举办的招待晚宴，而我满脑子想的确是我的儿子，现在他有各种恶习：逃学、不交家庭作业、数学成绩不及格。整个夏天，我们很少说话，或者说他很少和我说话。好几次当我要参加重要会议的时候，我接到了来自家里的紧急电话要我赶紧回家。丈夫负责照顾两个儿子，他总是尽可能支持我的工作。除了紧急情况外，我一般只有周末才回到位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的家。 一天我去一位白宫女性高官的家中做客，她也有两个儿子，住在加利福尼亚。我和她抱怨不能陪在孩子身边的痛苦，并说：“当任期结束，我要写一篇文章，名字就叫《女人不能拥有一切》。”她惊呼到：“你千万别写。”她的意思是如果一个成功女性说出这样的言论将对年轻女性产生恶劣的影响。随后我们岔开了话题，但是我意识到，一直支撑我事业前行的女权主义思想开始发生了动摇。我曾认为如果我能在国务院或者白宫做我喜爱的工作，我会尽可能的多干几年，可是2011年，当我2年的任期结束后，我迫不及待的离开了那里。 很快各种困扰纷至沓来。人们问我为什么离开政府，我回答不仅仅是因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规定(离开2年就要失去教职)，还因为我想和家人在一起(又想当政府高官又想陪两个儿子是不可能的)。我没有成为家庭主妇，作为普林斯顿的教授我依然忙碌，但是一些和我同龄或比我年长的女性还是不理解我的行为，她们有人表示失望，而有人充满了不屑，前者是觉得我离开华盛顿损失太大，而后者则坚称不会像我一样，她们不会放弃工作，而且自己的孩子以后照样有出息。 前一种反应认为我的选择即可悲又不幸，这已经很让我反感了，而第二种反应更是让我怒不可遏，这些人竟然诋毁我的教养以及对职业的忠诚。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应该是另一种模样：我应该继续是个女权主义者，洋洋得意的和高端人士交谈；当有人说为了家庭要选择轻松一些的工作时，我应该露出轻蔑的笑容并显得自己高高在上；我还应该告诉所有年轻女性，不管做什么工作，你都能兼顾事业和家庭。 今年春天我去牛津大学为40多位年轻人举办了一场讲座，向他们倾诉同时成为一个政府高官和一个母亲的痛苦，我告诉他们如果继续留在政府工作，我将无法履行做母亲的职责。学生们听的全神贯注并提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一个女孩感谢我不是又一次宣讲“女人可以拥有一切”，或者是教育在座的女孩如何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很多女孩都认为以后会做出某种妥协，而男人通常不会做出这样的妥协。 这些年轻人与我同龄人思想上的差距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即便家庭和事业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我们这一代女性仍然奉行女权主义，可是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厌倦了这些说教，她们认为“女人可以拥有一切”并不现实。当然我仍然相信女性可以拥有一切，就像男性一样，我们可以事业家庭兼顾，但不是今天，不是在当前的美国经济和社会架构之下，而我过去三年的经历迫使我必须面对这个冰冷的现实。 在我为政府工作以前，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学术界：我是法学院的教授，普林斯顿威尔逊学院的院长。这些工作难度都很大，但我仍然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我可以照顾好孩子，同时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尽管我要经常出差但是我总能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作为上司，国务卿希拉里和办公厅主任谢里尔-米尔斯非常体恤下属。但我的工作仍然必须从每周一的早上4：20开始，我必须那个时候起床才能赶上5：30开往华盛顿的火车，然后工作到星期五深夜，在搭末班列车回家。在工作期间我异常繁忙，一言蔽之就是文山会海。我只能去24小时营业的商场购物，包括洗衣服、做头发以及购买圣诞礼物，我都只能在周末完成，而这些活动又必须穿插在孩子的运动会、音乐会以及家庭聚会之间。我比很多同事都幸运，因为每月可以有一天的额外假期。希拉里经常故意早上8点到，晚上7点离开，这样她的下属在早晨和晚上可以有更多的家庭时间。(当然她在家也工作到很晚) 总之，对于工作时间长，而且工作进度必须按照别人的时间表而定的人而言，不可能同时成为合格的父母又把工作做好。我意识到如果想要拥有一切，至少对我而言要视工作的性质而定，也就是说很多工作无法让你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至少不能较长时间拥有。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意识到了这点，包括米歇尔-弗卢努瓦、凯伦-休斯和玛丽-马塔林等多位高官都为了家庭而放弃了公职。马塔林在辞职时曾说：“女人要想兼顾家庭和事业，唯一的办法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时间。”然而她们辞职的决定却让外界不解，在华盛顿人们总是认为“回去多陪陪家人”就是被解雇的委婉说法。一个人怎么会为了做父母的责任放弃权力呢？尽管每个政治阵营都高喊“家庭价值”，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在华盛顿甚嚣尘上并让生活工作之间达成平衡变得更加困难，而如果身处高位的妇女不说出来，现状就无法改变。 年轻的职业女性总是被和我同龄或者更长一些女性攻击，现在我越来越理解她们了。今年我在纽约做了一个讲座，一些60岁以上的妇女告诉我她们为我高兴和自豪，因为我成为了女性外交政策专家。一些人拿我和现在年轻女性的职业选择进行对比，责备这些女孩就是不愿意去取得更大的成就，还有一个不知道我换工作经历的人说：“这些女孩以为她们不能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 这次演讲以后，我和一些30岁的女性一起吃午饭，我的对面坐了两个活力四射的年轻姑娘，一个为联合国(微博)工作，另一个在纽约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她们很快就和我谈起如何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实现平衡的问题。其中一个说，她们所的女性合伙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都做了很大的牺牲，她们可能会为了生孩子停下来两年，但是之后就疯狂的工作来弥补那段时间带来的损失，这样她们只能见证孩子的童年，而无法看着他们长大。另一个女孩说，她所见到的成功女性都要雇佣全天候的保姆。很显然，她们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但是不知道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取舍。 我的母亲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外婆出生在上世纪初，和她们相比，出生于50年代的我无疑是幸运的。尽管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但是她取得这些成就都是在我两个哥哥离开家以后。20岁的时候，尽管外祖父和母亲的哥哥去了医学院读书，但是母亲被告知不能去，因为以后她要嫁人。我感谢这些60岁到80岁的妇女，是她们的努力让我现在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机会，不再面对性别歧视。可是尽管充满感激，我们仍然需要重新思考女权主义。 我知道美国大部分女性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畴，这里我指的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高收入的女性。尽管为了养家糊口，我们必须要工作，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工作的类型和强度。而其他很多女性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她们担心的不是能否拥有一切，而是能否保住她们已经拥有的。尽管女性的地位和收入比1972年时提高了很多，但是研究表明她们的幸福感却大大降低。 我们一直对年轻女性说“我们可以拥有一切”，现在看来尽管这不是谎言，但也并非完全正确。我们总是说能否拥有一切取决于妇女对其职业的忠诚度。这正是许多上年纪的女性对年轻女性不满的地方，她们不像从前的妇女那样对工作忠诚，富有牺牲精神。 然而除了生育，妇女还要面对其他问题。很少有女性能够达到管理岗位，女性领袖的候选人规模非常小，当像我们这样的人退出后，人数就更少了。Facebook的首席运行官雪儿-桑德伯格对此痛心疾首，她说：“190个领导人里最多有9名妇女，世界各国的议会里只有13%是女性，在大公司的董事会里只有15%左右是女性。” 缺乏忠诚就能解释这一切么？不可否认，身处高位的妇女对她们的工作都无比忠诚，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些女人基本都是超人。看看这些华盛顿的女官员：苏珊-赖斯，伊丽莎白-兰德尔以及米切尔-嘉文等，她们有的获得了罗氏奖学金，有的是哈佛最好的学生。如果拿她们做标准，任何人都会自愧不如。 另外身处高位的妇女，在家庭生活上也很少像男性那样美满。比如每一个男性大法官都有家庭，而三个女性大法官中有两个是独身，另外一个鲁思-金斯伯格也只是在她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才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国务院和华盛顿其他部门取得成功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情况。 奥巴马政府里的女性非常少，我们辞职后基本都是由男性接替，而由女性接替男性工作的比例非常小。有研究表明，在政府、军界、学术界以及各种智库中工作的女性少于30%。80年代的时候，这个数字更低。那时大学毕业生中男女比例为1：1，当时我们相信以后管理层男女比例也是1：1，然而现在这个梦想破灭了。 桑德伯格表示这是因为女性缺乏远大的报复，可我不这么认为。我的一个非常有才能的女性助手这样告诉我，要想让大多数妇女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实现平衡，就必须让学校上课时间和人们的工作时间相匹配。大多数人的工作是种田而母亲在家照顾孩子的社会早已经不复存在，可是我们现在的体制确建立在这种社会的基础之上，社会变了，而体制却没变。 还有人说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决定女性职业的成败。前段时间，环境保护署主任丽萨-杰克逊为普林斯顿的学生做了一个讲座，有学生问她是如何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实现平衡的，她指指台下的丈夫说：“我的平衡之道就是他，虽然我的丈夫是普林斯顿的教授，但是他把家里打点的井井有条，不论是做饭、辅导孩子家庭作业还是送他们去上音乐课，大事小情孩子们都去找他。”总之她的意思就是只要丈夫把家照顾好，女人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但我的感觉并不是这样。 尽管我相信男性和女性一样爱他们的子女，但是当意识到孩子因自己的缺失而造成伤害时，两性之间的反应会非常不同，男人会为了工作放弃家庭，而女人通常会为了家庭而放弃工作。即便进入现代社会，人们仍然普遍认为男性的首要家庭义务是养家糊口，而女性则是相夫教子。通常如果男性因家庭原因而顾公共利益于不顾，人们会指责这个人自私。男性领袖因为国家利益而牺牲家庭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赞美，而他们的孩子也被要求接受舍小家为大家这个道理。 总之，有一个“得力”的丈夫确实可以帮助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但是这个条件并不充分。如果女性觉得辞掉一个需要经常出差的工作是正确的，她们就会继续这么做。 还有另一种错误的观点，女性可以同时拥有家庭和事业，只要合理安排它们的顺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何时生孩子。50年代到70年代，很多女性领导人都在30岁以前生孩子，比如希拉里-克林顿，奥尔布赖特等。这样等孩子高中毕业后，母亲只有40多岁，她们完全有能力和精力来开启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但是这种安排却没有考虑大多数女性的实际情况。如今人们结婚越来越晚，而且如果较早生孩子，你就很难获得高学位，第一份工作也不会太好，同时也会失去很多机会，更糟的是收入将大幅减少。对于40多岁的妇女而言，很多工作都对她们关上了大门，我还没有见到超过四十的人还能重新进入学术圈或者去律所做实习生。 考虑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文化，我建议年轻女孩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不管你是否结婚，最好在35岁以前生育。到了30岁或者40岁，你可能会变得更成熟或者不再忧虑如何为人父母，你也可能找到一个终生伴侣，但是这些都没有先后顺序，你都需要做出男性不需要做出的权衡。 总之对于女性而言，家庭和事业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但这一矛盾并非无法调和，下面我就给出自己的一点建议： 首先是改变考勤方式。如今很多行业流行加班加点的工作。员工们必须加倍努力、在公司呆的尽可能晚或者干脆通宵，有的人则天天在外出差。实行按时间收费的律师业是这样，在许多其他行业也一样，工人被要求早到晚走，为了中午11点的碰头会，星期六也必须随叫随到。但是很多研究表明在办公室里呆的时间长并不意味着创造更多的财富，也不会帮助一个公司取得成功。 其实并非所有呆在办公室的时间都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开会这个问题，不可否认亲自参加会议有它的好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加同事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并更容易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但是通过e-mail、即时通讯工具、电话以及视频会议等方式开会仍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家里工作，当孩子入睡后，或他们生病的日子里，又或者是周末，母亲都可以抽出时间全力以赴的工作，而不会在工作最需要的她的时候分心。使用视频会议还可以大大减少人们出差的需要。这些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 最近，为了防止人才，尤其是女性人才的流逝，英国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对考勤制度进行了改革。他们认为职员的工作不是只能在办公室里完成，在远离办公室的地方也可以完成，而且鼓励职员这么做。例如即将就任法国大使的卡莉-欧文说，她以前就在都柏林完成应该在伦敦做的工作。当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时，她会飞去伦敦，但大部时间她都是通过电话会议以及其他即时通讯工具来完成工作。这些年她的工作做的有声有色，而家庭也非常和睦，她认为这种工作方式功不可没。 其次是重塑家庭价值观。很多雇主不会给为人父母的雇员任何特殊照顾，通常他们还有意无意的设置障碍，让这些父母不能更好的履行义务。一些手握权力的人对员工照料孩子的要求不屑一顾，但是对其他工作以外的活动却网开一面。 我曾经和很多正统的犹太男性一同工作，他们通常要和家人过安息日，因此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的时间，他们必须在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杰克-卢，他曾两度出任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还曾经是副国务卿，现在是白宫办公厅主任。每周五他都尽可能早的离开办公室，在日落前赶回位于纽约的家。从周五日落直到周六日落他从不工作，所有认识他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敬佩他对宗教的虔诚。即便有再紧急的工作，他都能想办法挤出时间。很难想象，如果一位母亲告诉你，每周五到周六她会抛开一切工作，全心全意照顾孩子人们会作何反应。这种行为会被视为不职业，给其他同事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工作以外的很多活动都可以被接受，而照顾孩子却不被理解，这种现象非常奇怪，如何改变只能靠我们自己。 再次是重新定义成功的职业轨迹。美国对成功的职业轨迹是这样定义的：用最短的时间爬到最高的位置上，通常在45-55岁之间达到事业的顶峰。这种定义在20世纪中叶非常准确，那时人们普遍在20多岁生孩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再67岁退休，平均死亡年龄是71岁。 但是今天这个定义没有任何意义。如今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80岁，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保证人们在75岁以后还照样工作。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人们可以有很多份工作，很多人结婚晚，生孩子也晚。他们可以提前退休，如今美国的退休年龄已经从67岁降到63岁，但是这只是为了获得退休金，很多人可以继续从事其他工作。 因此现在的女性的工作时间可以延长到50年，因此她们可以在22-35岁之间取得学位，积累工作经验，并在25-45岁之间生孩子。这样20岁生孩子的女人，可以在40岁以后开始全力以赴的开展工作，并在50岁或60岁出头的时候事业有成。 最后是重新审视什么是幸福。离开华盛顿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呆在家里，通过合理的安排工作，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我希望在孩子离开家庭之前能多和他们在一起，在他们成长最关键的时期陪在他们身边。观看孩子的棒球比赛，听他们的钢琴演奏，为他们做早饭，一起家庭旅行，这些为人父母所作的简单的事情让我心满意足。 几年前朱丽叶-卡耶梅辞去了国土资源部的工作，而她的丈夫也同时放弃了司法部的高级职位。他们说之所以离开华盛顿回到波士顿，是因为他们希望开启一项“快乐工程”，通过这个工程可以更好的陪伴三个孩子，现在是时候开创全国规模的“快乐工程”了。我出生在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这里是托马斯-杰斐逊的故乡，《独立宣言》流淌在我的血液里。这份宣言没有以生命、自由以及职业成功为名宣布美国独立，让我们重新开始审视幸福，并从家庭开始。(鹿城/编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