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为了深圳发展银行股票的发行，廖熙文，一个贵州遵义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
  的高材生，受命筹建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他在深圳红荔路租了一间l5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和几个同仁
  开始了深圳最大的证券公司的创业。深圳证券公司的营业面积比上海小得多，他们遇到的困难可能也是上
  海的同行无法想象的。
    上海的第一片“梧桐叶”还有一批老人排队摘取，可深圳人对股票的知晓程度差不多是零，不要
说排队，就连上门推销都吃闭门羹：  “股票?什么东西?”这是推销人员听到的最多的话。结果可想而
3知：不要!
    深圳市政府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发起了有声有色的宣传活动，可不管是宣传机构多么热切地把
  1987年称为深圳的“股份年”，还是舆论界把深圳发展银行发行股票推为l987年深圳的十大新闻之首，市
  民们却不认识也不认可这玩意儿，尤其是20世纪了O年代从政治的忧愁风雨中过来的中年人，总觉得这种政
  治式的“叫卖”是“跖行仁义孔丘非，殇乐长年老彭悲”。股票没人要，刚刚成立的深圳证券公司一时间
  陷入交不起房租、付不起水电费、发不出工资的生存困境。发行受阻，就更谈不上建立股市了，没有股
  市，股份制改革将无法推行下去。
    中国人有一根神经一直是相当发达和敏感的，这就是政治神经，尤其是那些经历过长期政治运动
  时代的人们，不管是讨厌还是热衷，即便在当时经济最为开放的深圳，市民的政治热情依然十分高涨。把
  买股票和政治表现联系起来，说来非常滑稽，却行之有效，想出此招的人肯定是深诸中国国情的天才。在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深圳市委书记首先掏腰包买股票，党政机关号召领导干部及机关工作人员身先士卒，
  以市委书记为榜样，掏钱带头认购，那架势像是要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既然市政府动员号召，各单位领导

干部带头，一些有觉悟的党员群众紧紧跟上，一时间买股票成了一种政治思想表现，成了有政治觉悟者以
实际行动支持深圳的改革的证明，在他们看来，这是帮助政府解决改革阶段遇到的资金“困难”。
    那些政治觉悟不高，却又害怕给领导留下坏印象的群众，面对上门推销股票的人，触霉头地感叹
一句：  “又来搞摊派了。”他们没好气地当面买下一张，顺手扔进废纸篓，并且自嘲道：  “权当做个人情
吧。”也有个别单位的领导对推销人员一个劲地哭穷，只是象征性地买下l00股，也算是响应了“政治号
召”。那时一些生性胆小的知识分子，一听到是“政治任务”，赶紧掏腰包，后来到了沾股即富的年代，
他们真是发了一笔。
    就这样，深圳诞生了第一批股民，这支股民队伍由深圳政治素质最高的人组成，不过他们把手上
的股票看做一张存单，当做国库券的一个新品种。反正借钱给国家，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国家总不会让我
们吃亏的。一些并非自愿，却又不愿意被单位同仁视为落后分子的群众，拿着股票，心里的确是这样想
的。
    市政府、深发展银行、证券公司，在“政治觉悟”的感召下，在踏破铁鞋登门推销的努力下，勉
强发行掉额度(总额度为了9．5万股)的49．9％，还有一半多的深发展股票只好存放在证券公司了。这当然使
得许多人后来大发“今是而昨非”的懊丧。这种懊丧在十多年以后，可谓有增无减。据报道，有一个当时
在深圳当乘警的武汉人李向荣，在街头“股票摊”先后三次共买了300股深发展，花了6000元。随后这些股
票夹在书页里忘记了，在股市火热的年代，他找来找去也没找到。1997年，被l0岁的女儿偶然在书页里发
现，到证券公司一查，当时的300股，经过拆细、分红、扩股，已变成了42．4825万股，他在2000年8月4日
抛掉股票，得到的是849．65万元。l2年时间，翻了l416倍。
    人们很难把政治表现与发财联系起来。深发展发行的那一年，北京动员干部带头买冬季大白菜，
替政府分忧，后来从动员个人演化为动员单位，单位认购作为“福利”分发给个人。深圳的深发展股票如
同北京的“大白菜”。既然万科按国际标准进行股份制改革，总不能像深发展一样，作为大白菜来摊派

吧。不过情形也相差不大。在深圳的菜市场，可以看到深万科的股票摊有时就设在大白菜摊的边上，和卖
大白菜的一样在那儿吆喝。为卖掉股票，万科组织“招股队”，他们戏称为“打狗队”，有点像战场上的
“敢死队”，很悲壮的。招股队分为各个小分队，对深圳的各居民小区进行地毯式推销，誓死不放过一个
有认购能力的人。“打狗队”队长王石则到处做推销演讲。一次在蛇口工业区，在工商局的帮助下，由个
体协会出面，邀请个体工商户开会，王石在台上如滔滔江水般地阐述股票的投资价值。“哕唆个啥?要捐
钱就捐钱，开个数。”个体户们不耐烦了。靠“捐款”还是没有把万科股票卖完。特区证券公司包销的600
万股，折腾了一个多月，还剩下l50万股，只好自己吃下来。
    虽然举步维艰，可股份制改革却是坚定不移的。1988年ll月26日，深圳市政府召开“企业股份制
改革工作会议”。会上副市长朱悦宁对1989年推行股份制作了具体部署，市长李灏指出：  “国营企业推行
股份制是个总趋势，是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
    为了配合改革的深入，舆论界一相情愿地把1987年指定为深圳的“股份年”，可l987年股票发行
困难。随后指定1988年为“股份年”，然而“股份年”还是没有到来。与其说市民反应麻木，不如说市民
毫无反应。在深圳等待中国股市兴起的，不是第一批买了股票的股民，而是深圳的党政领导、深圳的企业
家、深圳股份制改革的带头人。
    白天的喧嚣到来前的黎明，格外的静悄悄，可谁敢说深圳的股市会在阒寂中流产呢?
    而在上海，这黎明前的死寂同样令人惶悚不安。或许这是在考验上海第一批股民的忍耐力，他们
抢购回来的飞乐音响股票，如同银行长期存款凭证，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根本没有市场可以转让买卖，
也根本谈不上分红派息。1985年1月，上海第二只股票，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股票在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
发行后，也同样经历了等待的命运。股民们在等待，领导层在研究，专家们在讨论。
    1986年，当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亲自召开座谈会，专家们终于把股票到底是姓“社”还是
姓“资”的问题搁置起来，政府正式批准为“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这两只中国最早的股票建立交易

市场。
    一年半以后，在南海之滨股份制改革的前沿阵地上，深圳发展银行通过深圳证券公司，正在把第
一批股东的“收款收据”换成正式股票，同时发放了1987年的股息，这是中国股民第一次享受到股份公司
的利润。一个月之后，即1988年4月，深圳证券公司在红荔路l5平方米“交易所”的柜台上，将只发行掉一
半不到的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挂牌上市了，同时也宣告筹备一年的深圳证券公司正式成立，深圳股市在举步
维艰中拉开了序幕。
    至此，上海和深圳股市的幕布均已拉开，然而舞台空荡荡的，登台者也寥寥。据当时香港《信
报》的报道，上海自发行和上市转让股票以来，市民反应“极为麻木”，“观望者居多，投入者寥寥。投
资者主要是擅长此道的老年人，为数甚微”。没有大众参与的市场是虚拟的市场。中国的股市依然在等
待，等待人们摆脱传统观念，等待人们摆脱把股票当做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剥削工具的
片面看法，等待解放后出生的人们认识股票这种新生事物，等待新中国股份制时代的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