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眼里，股票曾经是一个魔鬼。茅盾的小说《子夜》把这个魔鬼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的头脑中。计划经济
可以没有股市，但市场经济必须有，股市的配置资源、发现资本价格的功能是不可取代的。
    新中国股市的重建不是从认识转变后开始的，不是在理论上针锋相对，最后真理战胜了谬误，人们解放思想统一
认识之后开始重建和发展的，股市是被吃饭问题逼出来的。其实，安徽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被饿肚子的滋味逼出
来的。
    在农村经济板块松动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却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到1979年，全国回城的知识青年大约有l700
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2000多万，大体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家里有老大不小的
藏子没工作，这叫家里人多糟心，真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为解决知青回城的就业问题，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据
说，在这个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提出股份制设想，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
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厉以宁后来被称为“厉股份”。
    注意，股份制就是这样为解决家里藏子的饭碗问题而出现的，大家只是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的手段提出
来，并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中国微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基础。
    当然，那时的股份制是集体经济股份制，只是限制在类似北京大碗茶之类抬遗补缺的合作社里，完全不牵扯到国
有经济。但即使这样，也都迎来刀光剑影、漫天口水。
    不劳而获的帽子压死人
    当年没有网络，只能在报纸上论战，但白纸黑字就更显得正式，要求论战者有更大的承受能力。
    1980年9月25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孙广林在刊载于《工人日报》的《怎样看待股份公司
的性质》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的股份公司与马克思所论述过的工人合作工厂一样，是一种公有制性质的企业，有利于为
社会主义建设筹集资金，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和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有利于待业人员安排，它是社会主义企业一种

可行的模式。
    孙广林拉上马克思做大旗，但马克思时代没有解决待业人员的任务，这是孙广林的一个取巧发明。
    而在同一版上也刊登了邢廷风的文章，他认为：股份公司的私有制性质决定了它的分配原则是按资分配，这种私
有制的股份公司，对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实在是弊多利少。
    按资分配?不劳而获?剥削有理?这是共产党人批判资本主义的要害之要害。
    1980年i i月2日，  《人民日报》在读者来信专栏中，刊登了呼和浩特机床附件厂程钧的《集股投资大可试行》一
文。程钧认为一方面企业有多余的资金无处投放，另一方面许多商品的生产由于缺少资金，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因此可以
集股投资。
    小集体小国企先行一步
    毕竟“文革”已经过去了，这些讨论基本上还是在正常情形下进行着。1980年了月了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
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该规定指出个体经济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对个体经济进行任何歧视、乱
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这是什么意思?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在破除阻力，推进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中间，也包括集体经
济股份制改革的探索。l983年到l984年，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基本完成，改革的重心开始向城市转移，厂长经理
松绑，星期日工程师浮现，工资松动，外贸活跃。
    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报告》和《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所
谓利改税，就是将国有企业原来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有趣的是，到
2007年，国资委又转过来要求央企上缴分红了。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根据xF4,平的建议，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
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
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的重要步骤。如今整个中国都成了大特区。
    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江苏常州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众多学者第一次公开呼唤建立股份
制。会议提出，城市集体企业和国有小企业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八股，年终分红”。

    19S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样的
改革氛围下，l9S4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开始进行股份制试点——股份制向中心城市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