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已不复存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这句话极富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后冷战时代的“西方”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也很难整合在一起。乌克兰变局与克里米亚归俄，将罩在这个深陷不平衡矛盾中的“西方”布幔最后扯了下来。人们曾经熟悉的那个十九世纪的欧洲，似乎又重新回来了。

　　八国集团联盟(G8)因1997年俄罗斯为G7接纳为成员国而形成，俄罗斯在苏联崩溃后不久的1991年开始参与G7峰会的部分会议。在那个时候，“俄罗斯回归西方”经常被认为是一个迅速拓展、有望达成的进程，人们为“意识形态的终结”而充满玫瑰色的想象：在意识形态一致后，俄罗斯与G7的携手还有什么疑问吗？

　　G8分裂并非开始于普京这十余年来的强势执政，裂痕从开始就一直在那里，它们清晰地呈现在俄罗斯与G7间的不平衡关系之中。1992年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陷入危机，急需西方援助，G7也曾答应给俄罗斯240亿美元援助，但即使这笔不多的援助，在俄罗斯苦求之后到位仍不足一半。西方一方面把俄罗斯视为“失败国家”，另一方面，在发现俄罗斯不愿成为附庸国家，自己也无法做到之后，便把俄罗斯作为可能复兴的对手，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政治空间，通过“茉莉花革命”等多种手段，逐步地将一些前苏联共和国纳入北约势力范围。这一系列挤压举措的高峰，是乌克兰变局在索契冬奥会期间陡然升温，与此相应，遭遇了普京前所未有的强力反击。

　　脆弱的G8就此断裂，走向终结。这是一个缺乏共同目标，也缺乏共同敌人的集团，也就是说，它缺乏足以把各个成员都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强韧纽带。由于正是G7中的美欧国家与俄罗斯在后者的边缘地带角力，对抗关系就存在于G8内部，G8有时蜕化成G7对俄罗斯的谈判架构。当外部缺乏共同敌人时，对抗关系在其内部日积月累，突然爆发，这是G8的悲剧。这一悲剧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不平衡持续发展，及不同国家、集团(及其资本)的扩张冲动之间不断发生碰撞，在冷战后上升为欧洲新秩序的基本问题。

　　裂痕其实也存在于美国与欧洲国家间。美国固然希望在走向衰落的日子里尽量保持全球霸权，传统欧洲大国也未必不怀念昔日帝国荣光。此次克里米亚归俄，十年前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人来自金星，欧洲人来自火星”(罗伯特·卡根)的矛盾更为激化，美国抱怨欧洲过于依赖美国，在防务上投入过少，欧洲人抱怨美国人在亚太投入过多，忽视了欧洲。而在美国国内，米尔斯海默等战略家则强烈建议，美国应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以最终遏制中国这个美国未来唯一的对手。那么，老奸巨猾的欧洲大国难道试图让年轻的美帝国疲于奔命吗？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拂之不去的当下，以克里米亚归俄为标志，资本国家不断扩展的企图及他们力量的不平衡所造就的新型大国关系格局，清晰地登场了。20世纪终结之后的混沌期，也许已经过去。资本国家之间的冲突跃居为大国关系的主流问题，新的秩序产生了。这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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