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据是各国政治治理水平的晴雨表。为方便跨时期比较，各类繁多的统计数据被抽象为代表性的指数。

　　指数左右社会情绪，影响政策方向。以GDP为代表的“美国指数”影响了二战后6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成为普遍的标准。在《领先指数》(The Leading Indicators)中，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说明，失业指数帮罗斯福竞选赢过胡佛总统，GDP指数让美国对苏俄之争不战而胜。

　　指数背后是社会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

　　上周，全国人代会政府报告凸显以民生为重心的综合发展思维，改变了“唯GDP论”。新的“民生政策”必然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绩效衡量标准，形成“中国指数”。

　　如果没有对应的“中国指数”，新经济政策的社会说服效果一定会降低。同时，只有理解政策与指数之间的关系，企业家才能找到转型期中的新机遇。因此，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都应该共同关心“中国指数”。

　　“美国指数”的前世今生

　　17世纪中，为帮助英国国王增加税收，帕帝爵士(Sir William Petty)建议用一个“政治代数”(political arithmetick)来计算土地面积、年收获和应缴纳的税收。20世纪初，用指数引导政治治理的传统也从英国延展到美国。

　　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最先推行经济指数管理。作为泰勒科学效率管理运动的信徒，胡佛将“国民收入”、“劳工就业”等指标带入政府管理。不幸的是，他也成为自己倡导的“指数治理”的“受害人”。1932年，罗斯福用“失业指数”上升为舆论武器，打败胡佛，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为了推动新经济政策(the New Deal)，罗斯福总统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来指导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为此，“失业指数”、“制造业指数”、“国家生产总值”(GNP)、“价格指标”等指数应运而生。二战期间，它们也做出重要贡献，指数帮助美国政府科学计算战备物资和国内生活必需品之间的平衡，指导价格控制政策。

　　战后，美国经济界还开发了GDP(GNP减除境外生产总值)、商业周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消费者信心指数、基尼指数(Gini Index)等经济指数。到上世纪90年代，它们已经被各国广泛采用。表面上看，指数的角色转变了。最早是社会治理和政策干涉为目的，现在，它成为衡量财富和经济发展的尺度。实际上，这些指数还成为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影响其他国家经济方向的工具。

　　清晰指数的模糊区间

　　武器太先进了，人们往往忘记战争的目的。迷信越来越精致的指数也一定出问题。每个指数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只有了解它们的原点才能合适地运用。

　　GDP指数从一开始就没有包含服务业，从家务到软件都被排除在外。2013年7月31日，当联邦政府的经济分析机构(BEA)与时俱进，计算知识服务产值时，美国的GDP突然多出4000亿美元。

　　指数可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但前提是，管理者知道它们包含什么、是怎样计算的、为什么目的服务。

　　“美国指数”仍能流行全球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与二战后的社会思潮及生活追求相吻合。美国生活方式简单鲜活地代表了物质丰富的社会，也容易成为一般人眼里的社会进步指标。

　　比较鲜为人知的是，它也是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工具。1953年，鲁斯(Henry Luce)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美国人和他的经济”，公开号召用美国的生活方式战胜苏联。鲁斯用他创办的《生活》、《时代》、《体坛》和《财富》等杂志向全世界展示二战后所谓的“美国世纪”。

　　片面鼓励消费和增长的“美国指数”并不能反映社会的全面发展，它隐含许多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弊端。在联储会主席任上，格林斯潘就指出，过度消费成为GDP增长的来源，但不一定代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总统竞选演讲中，罗伯特·肯尼迪批评GNP的片面：GNP包括工作，却没有诗歌，可以计算产出，却不能登记美好，能描述生活是什么，但不能解释生活为什么。美国政经知识分子既是“美国指数”的制造者，也是第一批反思它的局限的人。

　　中国指数在哪里？

　　罗斯福时代的经济顾问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知道，改变经济活动方向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建立新的经济指数。同理，以民生为重心的新经济政策也需要“中国指数”引导。

　　建立指数是个系统过程，需要企业、学界和政府的协作，根据顶层设计开展基层创新。它正属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统筹兼顾的能力”。将来，经济学家会对“中国指数”做清晰的定义。在目前阶段，它至少有下面几个探索方向。

　　1)修复环境与兴旺生机的指数。致力于循环经济的企业应该支持尽快建立这样的指数。它可以显示企业经济活动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并据此获得政策支持。

　　2)新兴企业持续发展的指数。地方政府不仅要鼓励青年自我创业，还需要帮助新兴企业走过1~3年的脆弱成长期。持续发展指数可以成为“民生”政绩的考察依据。

　　3)社区互惠服务指数。追随“合作分享制”经济原则的企业必须将“拼车”、“共用”、“团购”、“众筹”等新模式与网上和线下的社区和谐关系联系起来。

　　4)人本指数。上世纪90年代起，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经济学家就试图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指标。中国“以人为本”的政治哲学与他们的尝试有一致性。根据中国社会具体情况，中国学者可以借鉴并完善“人本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5)社会多元化与和平指数。对有56个民族的中国大家庭，开发治理结构，促进文化多元与社会和平，这不仅有国内的现实意义，也能够为国际和平提供借鉴。

　　1879年，英国的杰文斯(William Jevons)教授首先提出“经济学”，以此区别“政治经济学”。1971年，以他对GNP等经济指数研究的贡献，库兹涅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许下一个就轮到开发“中国指数”的中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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